《虚实之间》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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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我还拜访了知名化工企业帝斯曼(DSM),他们的两个产品让我非常惊讶。一种是同等直径下强度超过钢材15倍的迪尼玛(Dyneema)聚乙烯纤维,用它制成拇指粗的缆绳,便可以在海上拉动万吨巨轮。另一种是完全不反光的玻璃,不仅不反光,也不反射任何能量,擦干净以后完全隐形。
帝斯曼有一个研发部门,公司每年拨给他们超过5000万欧元的预算,允许他们自主进行任何探索性试验,怎么折腾都可以。刚刚提到的两种产品,就是在这种思维不受禁锢的环境中被“偶然”发现。一个研究员家里买了几幅名画,用玻璃画框装裱起来,玻璃的反光总是很影响观赏效果,于是他开始琢磨如何才能解决问题,最后鼓捣出了这种既避免画作被污损,又不影响观赏效果的“隐形玻璃”。迪尼玛纤维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的副产品,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的化学实验,却生成了这种拽不开拉不断的玩意儿……
对不起扯远了,我只是想证明当我们怀着功利的目的去做事情,可能会有“效果”,却很难获得“成果”。如果只是为了学英语而学英语,那么每当你需要表达的时候,嘴里蹦出来的一定是书上那几个例句,所说非所想,言不由衷。比如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普及英语,而有些人的水平仍然停留在“How are you?”“Fine,thankyou,andyou?”的层面上,接下来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真正能够用英语深刻而准确地表达思想的人并不多,而这才是学英语的最终目的。我在耶鲁遇见过一个中国女孩,GRE接近满分,却被学校勒令退学,理由是“缺乏最基本的沟通能力”。
28、见证国际最高赛事
我从小自诩英文超好,听说读写样样在行,第一次面对国际化竞争是在1998年,受到极大震动。作为当年“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亚军,我同时获得了“伦敦国际演讲比赛”的参赛资格。
与我同行的赛友叫梁励敏,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她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说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多年以来,这个比赛到最后一轮,就成了北外和外交学院的“死掐”。客场心理作怪,凡在北外举办的赛次我必输无疑。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当年的竞争对手加好朋友,居然殊途同归。我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中央电视台,她继续深造以后也来到央视英语频道,与我共事了一段时间。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说:“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国家。”意即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存在巨大差异。1918年,一群英国老贵族成立了“国际英语联合会”(The English Speaking Union),旨在“推广真正的英语”。一年一度的伦敦国际演讲比赛便由这家机构主办,是世界上规格最高、最具权威的英语演讲赛事。
比赛地点位于伦敦一所古老的豪宅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担任名誉主席,现场评委多是享受世袭爵位的“贵族”们。比赛分组并不以母语是否英语为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与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选手直接竞争,没有任何“照顾”,我们感到压力空前。其实这样的比赛机制恰好说明评委不看重发音、语法等,关键的评判标准还是演讲内容。不过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第一天是辩论赛,采取的是“热气球辩论”:丘吉尔、特蕾莎嬷嬷、猫王乘坐的同一个热气球突然被子弹击中,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跳下去,才能保证另外两人的安全。请选手自选角色进行演讲,并展开辩论,最后大家投票支持“应该继续活着”的角色,票数最低者淘汰。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英语演讲比赛中,我还向组委会推荐过这种经典赛制。
大赛规则刚刚宣讲完毕,大家就纷纷举手,几秒钟工夫,三个角色已被一抢而空。这时候,我和梁励敏别说举手了,压根儿没想好该怎么说呢。
经过一分钟准备,扮演丘吉尔的葡萄牙男孩儿开始发表演说:“我是丘吉尔,我在二战中打败了希特勒,为世界带来了和平的曙光。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还笼罩在纳粹的阴影中……”慷慨激昂,外交家的风范。
“请不要听信政客的言论!”扮演特蕾莎嬷嬷的印度女孩儿沉稳地说,“这都是他们拉选票时的漂亮托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不懂经济,也不懂政治,我只懂一件事,那就是爱。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把爱献给世界上需要爱、需要关怀的人。”她的话语诚恳感人。
“猫王”是由一个澳大利亚女孩儿扮演的。她说:“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任何时候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声音。如果你希望你的亲人和朋友还能听到我的歌声,让我的歌声陪伴你们走过坎坷人生,请让我留下来!”
那天晚上,我和其他国家的赛友们出去“感受伦敦”,把白天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回来以后,我发现酒店门前的草坪上,有个人坐在路灯下读书。走近一看,是梁励敏。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她。
“我在准备明天的演讲。今天白天,我觉得我们就像两个傻瓜。”
看到她这么认真,我也不好意思贪玩了。第二天,我跑到白金汉宫对面的格林公园里,坐在一棵大树下,一点点地修改自己的演讲稿。我的演讲题目是Starry Starry Night,灵感来自一首我钟爱的纪念画家梵·高的老歌,和他著名的画作《星夜》。借此,我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园和环境的故事。
凭着这篇讲稿,我一直坚持到决赛,成了唯一一名亚洲选手。尽管并未进入“三甲”,但我很高兴自己击败了一个美国选手和那个扮演过“猫王”的澳大利亚选手。
今天的我走遍世界,发现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没有人在乎发音,只在乎你说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口音甚至成为一种个性的符号。在耶鲁,学校里公认我的英语比大多数美国人要好,我相信这个“好”指的不是发音,而是指语言质量和信息深度。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往往一开口便可揣摩大概。我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过,但某些领域的词汇,因为我在工作中使用频率更高,其意义和用法却比西方人还地道一些。相反,如果过度追求标准的“美音”“英音”,练习夸张的卷舌,不但浪费精力,在外国人听来也会显得十分Weird(怪异)。我很欣赏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一句话:“我不是最伟大的交流者,但我交流最伟大的内容。”这其实正是我们学习任何一种语言的前提。
29、被耶鲁破格录取
我很幸运,成长过程中几处关键转折,都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做出正确选择。
2003年,我在北京采访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他似乎对我印象很深。在中国记者中间,能够准确自如运用英语交流的人不多,并且他惊讶于他所知道的很多国际人物、事件我也知道,甚至和他一样清楚。200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鼓励我申请加入“耶鲁世界学者计划”(The Yale World Fellow Program)。
我和耶鲁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少年时代。初一那年,我第一次跟父亲来到北京,第一次喝到老北京传统的瓷瓶酸奶,第一次在前门吃到“肯德基”,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也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参观了课本里介绍过的詹天佑纪念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对欧美文学很感兴趣,所以一眼就看到橱窗里一本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是詹天佑学生时代读过的书。这本书旁边有一些英文文件,上面写着YaleUniversity。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我猜想Yale就是“耶鲁”,但它的确切发音我回家查字典后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耶鲁。
耶鲁大学是培养美国领袖的摇篮,美国历史上有五位总统毕业于此。耶鲁还有一个梦想——成为培养世界领袖的摇篮,“耶鲁世界学者计划”便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倾全校之力打造的一个项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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