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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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千古一帝
'画外音' 自从秦始皇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不绝于耳,他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而在后人的众多评价中,“千古一帝”的评价最夺人耳目。那么,这个评价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评价王立群老师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呢?
在上一期节目中王立群老师讲到,在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中,以贾谊为代表的汉儒对秦始皇几乎是全盘否定。当时的现实政治让人们更多地思考秦亡汉兴的原因,更多地总结秦始皇的过失。正是这种时代因素让人们来不及思考秦始皇的贡献。而到了唐代,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有了新的视角,他们从唐朝藩镇割据的危害中,开始肯定秦始皇的郡县制。所以王立群老师认为,汉唐两代的学者都从当时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出发,对秦始皇做出了适合时势的评价。而唐代以后,一直到民国,对秦始皇的评价并没有消歇,与汉唐相比,后期评价也有了异样的声音。那么在这一漫长时间跨度里,有关秦始皇的评价集中在哪几个问题上呢?已经讲解了这么多集的王立群老师,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人物的评价呢?对于秦始皇“千古一帝”的评价,王立群老师又有什么新的见解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你继续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千古一帝》。
其实,从宋代到民国以来,对秦始皇的评价首先还是集中在 “焚诗书、坑术士”这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焚书坑儒”。就在这么一个时间跨度中间,我们要介绍几个重要的评论者。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南宋的一个大学者郑樵。郑樵是个大学问家,他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埋头著书。他写了一部史书叫《通志》,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郑樵的《通志》不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以人物为主、专写人物,也不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那样按年代顺序来写。郑樵的《通志》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制度史——典章制度史,所以这部史书在学术界非常有名。郑樵在《通志》的《校雠略》部分写了两篇文章,叫《秦不绝儒学论》。这两篇文章中,郑樵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第一点看法,关于“坑术士”,郑樵认为秦始皇的“坑术士”是一时议论不合者,就是把那一个短时期内和他意见不合的人杀了。郑樵认为,秦始皇“秦时未尝废儒学”、“秦时未尝不用儒学与经学”。那就是说,秦始皇所谓的坑儒只是一时的冲动,他没有废儒学,也没有禁儒学。有什么依据呢?郑樵提了六点依据:第一,刘邦建汉以后他手下有一个有名的儒生,就是汉初的大儒陆贾,陆贾就是秦代的儒生,他还活着吧,如果是焚书坑儒的话,陆贾怎么能活得了?第二,刘邦手下还有一个重要的谋士叫郦食其,这个人曾经给刘邦出过很多计谋,最后就是他说服齐王投降的。这郦食其也是个大儒,他也是从秦代活到了汉初,他也没被杀吧?第三,给刘邦制定当皇帝朝仪的有一个叔孙通,这个人是秦朝的博士,他也没有被杀。第四,叔孙通手下还有一百多个弟子,都是跟着他学儒家学说的,也没有被杀。第五,秦二世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曾经召集了三十多个博士商议国家大政,你要说焚书坑儒,那么这三十多个博士从何而来啊?第六,项羽开始是被封为鲁王,他死以后,鲁地的老百姓就是不投降刘邦,最后刘邦是拿着项羽的人头去,证明项羽死了,这个时候鲁地的老百姓才投降的。郑樵根据这六点事实判断,说秦代既没有废儒学,也没有废儒生,而且这个儒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还很大,这就是郑樵的观点。这篇文章不长,但这是自秦始皇死后,从汉代以来,第一次为坑术士事件翻案的文章,所以影响非常之大。这是郑樵说的第一点。
郑樵说的第二点看法就是关于“焚诗书”。郑樵认为“焚诗书”跟秦始皇无关,他说这个责任在谁呢?一个在萧何,一个在项羽。刘邦入关以后,萧何跑到秦朝的宫殿中到处搜索,他要找什么东西呢?就是天下的地图,结果都把它拿走了。连同拿走的还有各地的人口记载、赋税征收的数量等,萧何把这些东西拿走了,而真正秦朝宫廷的经书都没有拿。萧何拿走这些东西是为了将来刘邦当了王以后可以知道天下有多少户口,然后按户口来征税;萧何最关心的是怎么征税,所以有关户口和税收的书他拿走了,其它的书不要。之后,项羽又来了,他一把火把秦朝宫殿一烧,书也烧了。所以郑樵认为,其实对中国古代典籍损害最大的人是萧何跟项羽,跟秦始皇没有多大关系。这是郑樵作为南宋的大学者提出的一个说法。他说先秦的经书最后是怎么消失的呢?是“学者自亡之耳”。这书不是秦始皇烧掉的,实际上是学者自己把它毁灭掉的,郑樵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汉代人为先秦的典籍注解,如经书上五个字,注解的文字能达到两万多字,你为了读懂那五个字,得把那两万多字看完,古人对此作了“皓首穷经”的比喻。什么叫“皓首穷经”?就是头发白了,才把这本经书读完了。比如说读《史记》,从小读到头发白了才把它读完;读《论语》读了一辈子,才把《论语》读通了。古人认为,能通一经就很不容易了。郑樵就以这种烦琐的学习态度勉励人们,非把经书读完不可。郑樵的这些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引发了后人强烈的思想震动,等于是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翻案制造舆论,后人就对这个问题开始讨论起来。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郑樵的人是明代人。明人孙承恩写了一篇文章叫《秦儒》,他在这篇文章中直接驳斥郑樵。他说,不错,陆贾、郦食其都是秦儒,确实活到汉初为刘邦服务了;叔孙通是秦国的待诏博士,这也是不错的。问题是,这三个儒生在秦代都没有受到重用啊。没有受到重用跟废了有什么区别呢?你总不能说“焚书坑儒”一定要把天下的儒生都杀绝,那才叫“坑儒”吧。这是孙承恩驳斥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秦二世确实是召集了三十多个博士讨论国家大政,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秦朝宫廷的博士很杂,有的博士叫“占梦博士”,是专给皇帝解梦的,皇帝做了个梦,就召个博士来解。何况这三十多个博士并不一定都是纯儒啊。孙承恩驳斥了郑樵的观点,这两个人就隔代交锋了。宋代跟明代跨度已经很长,但并不妨碍这两种思潮的论战交锋。这个交锋依我看来孙承恩说得可能更客观一点。郑樵的说法呢,他的意义只在于说明一点,就是这个历史不能离得太近,距离太近的时候就没办法评论了。历史一定要拉开距离,拉开一段时空,这就是郑樵评价的意义所在。
'画外音' 从后人对“焚书坑儒”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焚书坑儒”成为秦始皇身上无法洗去的污点,始终逃脱不了人们对他的诟病。“焚书”发生在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他提出应该根据古制实行“分封制”。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老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国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和诸子百家书也限期交出烧毁,这就是“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215年,有两个术士暗地里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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