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第8章

他一直主张军队应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从人力型转向武器型。
在他的战略观念中，一艘用现代最新科技装备起来的导弹核潜艇胜过一百万军队。
一个国家只要有一艘，就能以它的核威慑保障任何强敌不敢贸然侵犯。
当然，有效威慑的前提在于秘密性，如果潜艇行踪被敌人掌握，它就无异一个用黄金堆起来的废物。
今天，在布满卫星和红外线的天空下，保密甚至比潜艇工程本身还难。
王锋在主席的支持下，占有了这个世界稀有的潜艇码头，将海水排干，改成施工船坞。
新修的隧道口伪装成仓库大门。
所有的设备﹑原料﹑部件都伪装成入库物资。
为了迷惑卫星，有时先把物资运进周围真正的山洞仓库，再假扮各库调运物资倒进这里。
光是为了这种障眼法，就有一个汽车营常年不懈地奔忙。
那一营士兵直到退役也不知自己忙些什么。
这种防范只是为了对付卫星与那些没有生命的光电仪器。
王锋知道这是相对容易的。
最难防的是人，尤其是自己人。
如此一个浩大工程，涉及无数部门和人员，要想让每个人都守口如瓶纯粹是做梦。
他用的方法是不让任何人知道全貌，每个部门每个人都只知道有关自己的那一点。
至今，连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海军司令那一层都不甚清楚这里到底在干什么，干到了哪一步，花了几千亿元最终能造出个什么。
王锋把车停在码头边上。
四周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
西德的雷达，美国的计算器﹑荷兰的潜望镜﹑丹麦的电机﹑日本的涡轮……这艘潜艇一大半设备是西方国家的产品。
为了绕过那些国家政府对尖端设备出口的限制，弄到这些东西费尽周折，价格也高出几倍。
王锋对这一点毫不含糊，他认定只有采用西方技术才能在现代军事对抗中立足。
“报告！　”丁大海在车前立正。
他穿一身海军便装，没有军衔，没戴军帽，因而不能敬礼。
看得出这使他相当尴尬，手足无措。
“随便吧。”王锋亲切地拍拍他的肩，和他握手。
丁大海三十五六岁，一米七左右的个，肩膀宽得吓人。
圆圆的脑袋，头发只有半寸长，肤色又黑又红，浑身肌肉把军服撑得圆滚滚，像个典型的胶东船老大，却戴副葡萄酒瓶底那么厚的深度近视眼镜。
他是这艘潜艇的监造人。
进入潜艇内部还需经过两道岗。
第一道岗是进入外壳。
精通潜艇构造的人能发现，从外面看见的庞然大物并不是真正的潜艇，只是一个伪装。
还有一艘接近完工的潜艇套在里面，只有持红色通行证的人能进去。
那才是这项工程的真正对像。
这个花招是王锋的得意计策，专门用于对付内部人。
多数参与施工的人都不知道真相，即使他们看得出来是两套壳体，也以为是新式结构呢。
王锋知道这项工程不可能永远不让那些自以为有权知道一切的人物光临。
自己当军委副秘书长时还可以兼任国防科工委主任，马上就要当秘书长了，兼职必然得放弃。
继任的主任肯定要过问，必须抢在那之前让潜艇完工出海，只留下一个空壳。
那时只要几个关键的人守口如瓶，知道内幕的水兵随艇出海，别的人就谁也弄不清怎么回事。
当初设想这个“金蝉脱壳”之计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西方的情报机关，现在的意义则要深远多了。
他喜欢设计和实施计谋，也许这是天性。
儿童时他的理想是做一名优秀的间谍。
文化革命中，无论当红卫兵领袖，还是参与暗杀江青的阴谋，或是做为父亲的特使游说高级将领，他在政治方面的天才都得到了最肥沃的土壤，催放了早熟之花。
那时他的理想已经是当国家元首了。
与多数军队高干子弟一样，他未成年就进了军队。
不同的是，他没有把军队当成暂时栖身的避风港，而从一开始就认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把军队视做政治生涯的起点。
他不赶时髦去搞作战﹑侦察﹑军事研究等，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尖端武器。
他认定未来战争是政治家使用高科技武器进行的，而不是靠士兵的刺刀见红。
他为自己设计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完美地实现。
现在，就快到迈出最后一步的时候了。
他对潜艇每一部位都仔细审视。
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和生产总指挥紧张地跟在他身后。
他经常来这里进行这种视察。
有多少实际意义他很清楚。
尽管他在军事工程学院学过导弹，尽管他对全世界的武器装备如数家珍，可在具体的设计﹑制造和施工问题上，他那点知识对身后这几个老总来说连小拇指都算不上。
他并不想指教他们，他只要他们紧张，要所有的工作人员经常看见中将的军衔在这里亮相。
他什么都不用说，沉默而专心的审视，再加上几个尖刻的问题，就足以使这些老总身上出汗，使他们像拉车的马一样，不时被眼前无声晃动的鞭影所提醒。
其实，当他长久站在刚刚安装完毕的螺旋桨前，他的眼睛看着闪亮的黄铜，脑子里出现的却是黄河在中原大地上旋出的扇面。
他很满意这次黄河救灾的部署。
过去每次抢险，军队都是从一开始就在最前线。
险过了，没有成灾，人们马上也就忘了。
固有的弊病，问题和矛盾依然如故，越过越舒坦。
军队的自我牺牲抢了弊病的险，换来了无能者的安全和错误路线继续为所欲为地害国害民。
而这次，他先用种种借口拖延军队出动，使形形色色的问题大暴露，同时又不露丝毫破绽，把军队不能及时出动的原因引到地方不配合，中央不创造条件等客观问题上。
他看不起有些将领不堪目睹“国家受灾”的婆婆心肠。
损失几万个亿算什么，如果不让这场大水冲掉错误路线及其代表人物，别说几万个亿，亡党亡国也就在眼前了。
而且，他信奉一个古老的教导──“等人快死的时候再救人”。
这次军队出动得最晚，得到的民众感激却最深，新闻媒介的赞誉最高，受灾地区的拥戴最坚决，不就是这个古老真理的体现吗。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救灾，完成了只有几个军方最高领导掌握的行动──重新部署军队。
受灾地区如此广大，需要的人力如此之多，情况又如此混乱，恰逢其时地给大规模调兵找到了最好的合法外衣。
现在，已经人不知鬼不晓地完成了包围北京﹑控制中原，面向南方的兵力部署。
同时以救灾借口调动和囤积了大批物资。
可以说，最后一步的一切都已就绪，只差往外迈了。
通过最后一道岗，进入真正的潜艇内部。
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装修内部。
王锋对密封条装配质量进行了一番挑剔，命令全部重装。
他拨动锁定转轮，很灵活，一个手指就可以带动。
他翻来复去地拨，似乎专心之致，眼前出现的却是一片旋转的子弹。
那个人必须死。
虽然王锋自己和“六四”没有任何关系，但他深知“六四”是军队不容触动的一个禁区，说它是原则也好，“六四”以后的建军和治军思想全部以它为核心，本质上却更不如说是一个疮疤，坚硬的痂壳一揭开就会让许多最敏感的神经暴露无疑。
不错，低层知识军官里不少人讲什么“民主意识”，但那不过是脚趾头的“意识”，仅仅是“讲”。
让脚趾头立正它不敢稍息，这就是军队。
根本问题在于：　否定“六四”平暴，军队就将染上一个永恒的污点，一大批珍重荣誉胜过生命的高级将领就将被判为历史罪人。
为了免于这耻辱，他们宁愿再杀十倍，百倍的人，何况一个人。
然而，王锋没跟他们提起。
该谁死谁就死，死就是了，怎么死的就让它成为永恒的秘密。
一个人的死是最简单的，既不是兵变，也不是政治斗争，只是一个弄不清谜底的偶然。
权力自然而然地更迭，谁也说不出什么，谁也找不到借口。
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能接受现实。
至于怀疑和猜测，让它们见鬼去吧，反正拿不上桌面。
他没拿准事成后该怎么处理沉迪。
眼下，他通过复杂的渠道安排沉迪做了总书记的保安负责人，为的是保证杀手安全逃离现场，不管现场在何时何地。
除了八百万美元的索价，杀手的附加条件是必须保证他活着。
只要他死在中国境内，沉迪和他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