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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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曹魏国境线最长，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最复杂。其东的辽河以至黑龙江、鸭绿江流域，居住着乌桓（或作乌丸）、夫馀、挹娄、高句丽等民族和部族，乌桓势力较强，当时与鲜卑同称“东胡”。东汉末年，乌桓分化为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三大部族，辽西乌桓大人（领袖名号）蹋顿“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幽州的时候，蹋顿遣使见袁绍要求“和亲”，并派兵“助绍击瓒，破之”。袁绍死后，袁尚、袁熙率残部逃奔三郡乌桓，“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后汉书·乌桓传》）。乌桓势力坐大，对曹操南下以图荆州、江东形成后顾之忧，便采取征服政策，于建安十二年（207）亲自率军东征。大战于柳城（今辽东朝阳），“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继之以强迫迁徙分散政策，将降者“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旅居中国”，以加速其强制同化。还从中抽取骠壮将士补充兵力，“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从此，三郡乌桓兵成为曹魏军中的“天下名骑”。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徙入并州代郡的乌桓人造反，曹操派其四子曹彰率军征讨，“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北方悉平”。
长城以北的匈奴民族，先秦时期就是燕、赵等国的强大对手，西汉政权长期交替运用武力征讨和“和亲”安抚两手，与之周旋共存。东汉年间南匈奴内附，徙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即今宁夏、陕北、晋北一带。到东汉末年，并州境内的匈奴人有三万余落，十余万众，趁中原大乱不时进扰河内诸郡，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是那时候被掳掠去的。初平三年（192），曹操在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打败了於扶罗单于率领的匈奴人。兴平二年（195）於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曾出兵帮助袁绍逐鹿中原。一直到建安七年（202），曹操派钟繇率军讨平，呼厨泉单于才归附曹操。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吞灭袁绍的外甥高干，委任梁习作并州刺史，梁习剿抚兼用，加强了对南匈奴的控制。一是“礼召其豪右”，让其在地方政府供职，诱使他们脱离部众。二是强征身强力壮的匈奴人作“义从”、“勇力”，替曹魏出征打仗。三是安置“降附者万计”，“同于编户”，“勤劝农桑”，逐步习惯农耕生活。四是“稍移其家”，先后把上万口匈奴人迁往邺城，既扣作人质，又促其汉化。五是“其不从者，兴兵致讨”，前后“斩首千数”，形成威慑效应。到建安二十一年（216），连呼厨泉单于也在朝见时被扣留在邺城，而让左贤王去卑回去监领其部众。随后又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曹操将南匈奴切割为五部，每部各遴选一名匈奴贵族担任大帅，并派去一名汉人担任司马，实地监督。各部帅的家属统令聚居于晋阳（今属山西），侯王以下的部众一律降为编户齐民（见《晋书·北狄匈奴传》），强使融入汉人生活。到魏末，匈奴人部帅称都尉，连职官称号也改变了原有的符号。其实施结果，极大地淡化了匈奴民族的文化传统，加速了群体汉化的进程。
鲜卑族也是“东胡”一支，汉末逐渐取代匈奴的地位，成为北方塞外最大一个民族。曹魏政权对这个新兴强大民族，采取了既不同于对乌桓，又不同于对匈奴的两手并用政策，即分化利用和怀柔招抚。其部族大人如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多有矛盾，互有争斗，但依附曹魏之后，均加封为王，令他们一并接受汉官持节护乌桓校尉节制。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西征关中，河间郡的田银、苏伯趁机造反，时任乌桓校尉阎柔叫轲比能率部参与镇压，轲比能立即率领三千鲜卑骑兵投入战斗，帮助曹魏政权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轲比能启用汉人作为谋主，传习汉字，教作兵器，驾驭部众，使其部族日渐强盛，发展“控弦十余万骑”，于是尾大不掉，时叛时附。曹丕称帝后，任用田豫为乌桓校尉，田豫就扶弱抑强，纵容和支持步度根、素利与轲比能“三部争斗，更相攻击”，以期坐收渔人之利。后来幽州刺史王雄领乌桓校尉，于青龙三年（235）派勇士韩龙刺杀了轲比能，改立其弟统领部族。曹魏政权还注重汉化教育，雁门太守牵招的治下“庠序大兴”，从鲜卑等族中挑选有才识者入太学“还相教授”，收效相当显著。
西部的氐、羌民族，西汉时期也相当强大。氐人主要居住在武都（郡治在今甘肃徽县）、汧陇（今陕西千阳）一带；羌人主要居住在青海高原，东汉年间一部分内附，大多居住在凉州东部诸郡，史称“东羌”。再向西，在今新疆和帕米尔高原上，还分布着西域诸民族。当年董卓从一介行武升至将军，就凭借“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战功卓著。董卓依靠的西凉军中，也有许多氐、羌人，特别勇猛善战。另外两家西凉大军阀———马腾、马超父子和韩遂，基干将士也多氐、羌人，所以屡次东向争锋，曹操讨平他们颇费了些工夫。建安十九年（214）曹操亲自率军西征，好不容易靠离间分化和武力征伐除掉韩遂、赶走马超后，即“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正始元年（240）齐王曹芳上台后，又命令雍州刺史郭淮，把三千余落氐人强行迁入关中。先武力征服，再强行迁徙，曹魏政权对于较近的羌、氐两族，采取的基本政策与对乌桓人相似，目的也一样。而对于较远的西域诸民族，则维持两汉既定格局，“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年不奉朝贡”。在今新疆和青海北部，乃至更大范围内，仍由西域长史驻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北楼兰遗址）领护西域诸国，并在高昌置戊己校尉屯田驻防。这就意味着，西汉逐步开拓的西北疆界，并没有因为三国分峙而分离出去。
蜀汉政权割据的益州地盘，统治中心为今之四川盆地，当时已称“天府之国”。盆地的周边却是险峻山地，虽有汉族人，但主要住民却是被称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东边的巴郡地区，包括今重庆市主城区和四川东北部嘉陵江、渠江流域部分地区，从夏、商、周、秦以来，便世居着濮、賨、苴、奴、夷、獽、蜒七个土著民族，统称“板楯蛮”（或谓只有賨人才称为“板楯蛮”，待考）。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入汉中时，“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护举巴夷、賨民来附”，即叛蜀附魏，曹操曾经象征性地“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护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时在刘备占据益州第二年，算是一次小波折，以后再未发生动荡。再向东南去，在益州与荆州的交接地带，即今渝东南、黔东北、湘西和鄂西地区，自古就是“百蛮”之地，主要是指巴蛮和荆蛮，统称“五溪蛮”；那一地区多属秦之武陵郡，故尔又称“武陵蛮”。章武二年（222）刘备伐吴，曾派马良“招纳五溪蛮夷，蛮夷帅皆受印号”，“咸相率响应”，表明他们已归附蜀汉，愿意为之出兵打仗。但夷陵一战蜀军惨败，包括“五溪蛮”首领沙摩柯等人在内，都充当了殉葬品。在益州以南，即今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和贵州西北部广大地区，史称“南中”，杂居着羌、叟、护、僚、濮等少数民族，统称“西南夷”，依附程度就差些了。而在益州以西和以北，今之四川与甘肃、陕西接壤地带，少数民族也为氐、羌，合称“西夷”。早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便主张要“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当政，自然就把“和”、“抚”当成了既定政策，并且身体力行。
蜀后主建兴元年（223），“南中”夷人豪帅与汉族大姓勾结起来，反对蜀汉，为首的是牂柯郡（今贵州六盘水一带）太守朱褒，越隽郡（今四川西昌）夷王高定，建宁郡（今云南晋宁）大姓雍辏Ш鸵耐趺匣瘛Ｖ罡鹆辆侥瓿浞肿急福诮ㄐ巳辏?25）亲率大军南征，兵分三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所在战捷。听说孟获威望高，“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他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作战谋划，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他心服口服，称言“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蜀军会师于滇池，至七月“南中”悉平。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即其渠帅而用之”，实行地方自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