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22章

诵古事记和五经，专门学习忠义修身之道，连谋生的方法都不懂，这样，能说他是一个文明人吗？如果一个人舍弃了五官的情欲，甘愿忍受艰苦，不知人间世界为何物，能说他是个开化了的人吗？又如常见路旁有三只石猴雕象，一只蒙着眼，一只堵着耳，一只遮着口。这可能是表示不见不闻不言的忍耐之德的寓意。假若按照这种意义解释，则人的口耳目便成了不道德的媒介了，好象天之生人，就赋予了不道德的工具。如果口耳目是有害的，那末，手脚也将成为作坏事的工具了。这样看来，盲聋哑也不能算作完全的善人了，最好是连四肢的机能也都去掉。不，与其创造这样残缺不全的生物，倒不如使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类，才是尽善尽美。但这能说是造化的规律吗？我不能不有所怀疑。但是，诵读耶稣的圣经、信仰不立文字之教、尊崇忠义修身之道、舍弃五官肉体情欲的人，都是德教的忠实信徒。这种对德教坚信不疑的人纵然是无智的，也没有理由责备他是坏人。责备无智是智慧的问题，和道德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极端地说，从德教上看来，凡是缺乏私德的人，都是坏人，德教的目的似乎只在于减少这种坏人。然而，如果广泛地考察人心的活动，并详细分析所表现的事实，就有理由认为不能单把减少这种坏人的一件事，叫作文明。譬如，现在以乡间人和城市人作一比较，衡量一下其私德，究竟孰多孰少，虽然很难确定，但是，根据社会一般的舆论，总是认为乡村的风俗纯朴可爱。即使不喜爱乡村的人，也不会认为乡村的道德浇薄而城市的风气纯厚。若以上古与近世比较，或以儿童与大人比较，也是如此。但是，一谈到文明问题时，则无人不认为城市是文明的，近世是文明进步的。所以，文明与否是不能单纯以坏人的多寡来判断的。同时也可以证明，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但是，那些道学家们的议论一开始就趋于极端，思想偏狭不留余地，不知文明的宏大，不知文明的复杂，不知其动向，不知其进步，不知人心的变化多端，不知智德有公私之别，不知公私相互制约和相互均衡的关系，更不知把一切事物综合起来全面地判断得失的方法，只是一心一意想减少社会的坏人，结果陷入错误的见解：要使现代人回复到上古时代的人，使都市变成乡村，大人变成儿童，众生变成石猿。本来，神儒佛和耶稣教的本旨，并不是如此偏狭，只是，在世上一般传教和信教当中，人心的反应上，终于不免有这种弊端。这个情况，恰如对一个严重胃酸过多的患者，不论给予任何饮食，都被酸化而不能获得营养效果。这并不是饮食之罪，而是疾病所造成的。学者必须认清这个道理。
如果寻究那些有识之士，为什么深忧世间不道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竟把社会上的人都看作坏人，而力图挽救这种趋势。这种仁慈心肠，原是可贵的，然而把世人一律称作罪孽深重的凡夫，这只是随便云云。其实未必尽然，人生在世也并不是只作坏事。古今世界不论任何善人，也不能保证毫无恶行；不论任何坏人，也不能说他一点好事都没做。综观世人的生平行为作一比较，总是包括善恶两方，而善的方面要多一些。正因为善行较多，所以社会的文明才能逐渐进步。而且这些善行，并不完全由于德教的力量产生的。引诱人作恶的企图未必都能达到目的，同样地，企图诱人为善，也未必能够导人于善。总之，人心的善恶，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努力，并不是他人可以任意左右的。在教化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有善人，智力尚未发达的儿童，多半是诚实的，因此，不能不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德教的最大目的，只在于不妨碍这个善的发展而已。家庭朋友间的劝善规过，并不是从外部灌输这个人天性中所无的东西，而是教给他怎样排除为善的障碍的方法，使他自己努力来归到自己固有的善而已。所以，道德不是单纯依靠人为的教诲可以造成的，而是由于学者的自修产生的。所谓德行，在本章的开头已经说过，是被动的私德，归根结底，就是要一个人彻底去掉一身的私欲，不贪财、不盗窃、不欺诈、不慕虚名、心地纯洁，为了诚，可以舍弃自己生命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牺牲精神。牺牲精神当然不是不好，这和那些贪婪讹诈穷凶极恶的不道德行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在人的品质中，这种牺牲的善心和这种不德的恶心之间，尚有许许多多情况。在前一段中，曾把智德的内容分为四类，若详细分类，那是举不胜举的。恰如把善恶比作极热和极寒的两极，中间不但有春秋，还有薄暑和微寒，冷暖之间有着无穷层次。如果人类能够保全其天性，则早应摆脱极寒的恶心而跃居于高尚的地位了吗？人没有盗诈之心，算得上什么美德？没有盗窃欺诈等恶行是理所当然，根本就不能算是人类的品德。象那种贪吝诈盗穷凶极恶者，徒具人之名而无人之实。这种思想如果存于内心，则必然受到社会的轻蔑，如果表现为行动，则必须用社会的法律加以制裁。总之，因果报应都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是外备惩恶之具，内存劝善之机。然而，现在却只教人以私德，使万物之灵的人类，仅仅努力避免这种非人的不道德行为，并且以避免这种行为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企图只用这种德教来笼络天下人心，反而使人们天赋的智力衰退，这种行为就是蔑视人，压制人，从而阻碍人的天性的发展。人心一旦受了压制，就难以重新振作起来。如“一向宗”之流，以“凡夫”自居，企图依靠他力，以求得极乐的来生，专心致意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除此以外无所事事。汉学家醉心于孔孟之道，除诵读经书以外也无所作为；皇学家信仰神道，除钻研古书以外也毫无用心；洋学家们迷信耶稣教忘了日新不已的学问，除诵读圣经以外也毫无事事；这些都是“一向宗”之流，当然，这些人信其所信，各修一己之德，可以美化人间交际的风气，对社会也是有裨益的，并没有理由责难他们无用。不过，文明事业好比是智德的担子，人人都应分担，只是信教而修一己之德也就是担起了担子的一头，尽到一头的责任，但这只不过是信其所信而已，还难以逃避应作而不作的罪责。这恰似有脑子而没有神经，保全了头而失掉了臂一样。这种人毕竟还不是尽到人类的本分，不是完成了人类天性。
如上所述，私德不是可以依靠他人的力量轻易养成的。即使可能养成，如果不依靠智慧也是徒然的。德和智，两者是相辅而成的，无智的道德等于无德。以下举例证明这个问题。现在的学者为什么笃信耶稣教而认为神儒佛迂阔呢？是因为教有邪正的区别吗？孰正孰邪我不知道，本书的目的也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姑置不论。若就其对人民思想所起的功效来说，耶稣教也未必永远有力量。例如欧洲的传教士到东洋各岛和其他野蛮地区传教，使当地土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例子，历来已经有不少。然而直到今天，土人依然是旧日的土人，其文明情况根本不能和欧洲相比。一群赤身裸体不知夫妇区别的土人，聚集到教堂，给一母多父所生的孩子举行耶稣正教的洗礼，这只不过是改变宗教信仰的仪式而已。即使偶尔在某一地区有了文明的开端和进步的趋向，这种文明也必然是随着传教士传授的文学技术而进步的，绝不是单纯由于宗教关系而产生的，因此，宗教只能说是表面的仪式。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神儒佛教教育下的日本人民，只是不能称作文明而已，从日本人的心术来讲，不能说全是坏人，也有很多正直的人。从这点看来，神儒佛教不见得没有力量，并不见得只有耶稣教有力量。那么，为什么要说耶稣教对文明有益，而神儒佛的道理迂阔呢？学者的看法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假若寻求这种议论发生的原因，并分析他们意见的内容，也许是因为耶稣教是流行于文明国家，可与文明相辅而行，而神儒佛之道是流行于不文明的国家，不能与文明相辅而行，所以才说后者迂阔，前者有利吧。可是，宗教的流行与不流行，并不在于宗教本身的力量强弱，而是在于装饰宗教、为宗教增光的智慧作用巧妙不同而已。西洋各国信奉耶稣教的人，大都受过文明的教育，尤其是传教士，并不是只会读圣经，而且是受过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的人。所以，以往曾到外国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