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24章


懂天然七色的道理;虽然也能嘘寒问暖,但不懂寒暑表升降的道理;虽然饮食有时,但不懂钟表的用法;除自己家园以外不知有日本,除日本以外不知有外国;这样的人怎能了解国内的形势?怎能懂得外交呢?只知慕古风,守古法,一家之内恰似一个小天地,眼界所及,局限于家庭之内,从未迈出家门一步,对于世界万物完全是一无所知。废藩一举推翻了这个小天地,今天这些士族已经是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如果评论这样的人物,只能说是愚而直,此外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评语了。这类愚直的人,不限于旧藩的士族,社会上也有很多这类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学者和政府引以为忧的。然而,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为什么还对这些愚民忙于传授耶稣教,想来提高他们的道德,而对他们的智慧却反而置之不问呢?或许在识者的眼里只看见愚而不直的人。但是,社会上愚而直的人仍然很多。识者对于这类人将采取什么办法呢?是否是想使其直的更直,愚的更愚呢?这种做法真可谓不分先后缓急。洋学家们不是常常讥笑日汉古学家的迂阔吗?为什么讥笑呢?无非是责备他们缺乏智慧。但责备别人却自蹈其复辙,自己的主张,自己又把它推翻,真是糊涂之至。
宗教是随着文明进步的程度而不断变化的。如耶稣教最先是在罗马时代兴起的,罗马的文物虽曾盛极一时,但是从今天的文明水平来看,当时不过是个野蛮无知的社会而已。所以耶稣教在那个时代,能适应人们的智慧,提倡了荒诞的学说,社会上既无责难,也不感觉惊讶,而在几百年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在这期间自然也得到了一种权力,因而控制了人民的思想。这种情形,恰如暴虐政府用专制手段压迫人民群众一样。但是,人类智慧的发展力量好象奔腾的江河急流不可抑制,宗教的权力终于衰微。这就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这个宗教改革,亦即排斥罗马天主教,而产生了“新教”(Protestant)新宗派,从此以后两派互相对峙,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新教方面逐渐取得了优势。这两个教派,本来是出于一个耶稣教,其信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但新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简化了宗教的仪式,废除了历来的虚妄之说,顺应了近世的人心,符合了知识进步的要求。总之,旧教是浓厚而近于愚顽,新教是澹泊而生气勃勃的,两者的差别只在于此。这可以说是反映了古今人心文化的不同。
如果按上面所述那样,则应该是在欧洲各国文明先进者一定信奉新教,落后的信奉旧教,但事实却绝对不然。例如,现在的苏格兰和瑞典人民很多迷信妄诞之说,远不如法国人颖敏活泼。因此,不能不说苏格兰和瑞典不文明而法国文明。但是,法国信奉旧天主教,而苏格兰和瑞典却信奉新教。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在法国如果不是改变天主教教风,以适合于法国人的风气,那就是法国人把宗教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新教在苏格兰和瑞典,也必定要改变它的性质,而适应人民的愚顽情况。很明显,宗教毕竟是随着文明的程度而改变其形态的。
日本也是如此,如从前的“山伏教”和“天台真言宗”,专门宣传不可思议之说。说什么“结水火之缘”,或说什么修“加持祈祷的妙法”等以蛊惑人心,古代人民曾经迷信过这些无稽之谈。但到中古“一向宗”兴起以后,谈论不可思议的就逐渐减少,“一向宗”的教风以简单淡泊为主,适合了中古时代的文明,因此便压倒了其他各个宗派,占了上风。这就证明了,世界的文明如果逐渐进步,则宗教也必定趋向简单淡泊而逐渐合乎道理。假设弘法大师再生于今日,使其再提倡曾经蛊惑古人的不可思议之说,则明治年代的人,相信它的一定极少。所以,今天的人民正适合于今天的宗教,宗教既满足了人民,人民也满足于宗教,双方互相适应。如果今后日本的文明逐渐进步,认为现在的一向宗也是虚诞而摒弃它,则必然能产生另外一种“一向宗”。也许可能把西洋所流行的宗教原封搬来。总而言之,宗教的问题不必多费心思。不论学者竭尽力量,政府使尽权力,也是无可如何的,最好是听其自然发展。所以,企图著书写文章以论宗教的是非正邪,或制订法律以管理宗教的人,可以说是天下的至愚蠢者。
有德的善人,不一定为善,无德的恶人,不一定作恶。从古代西洋各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许多宗教战争的例子。其中最严重的叫作“宗教迫害(Persecution)”,也就是杀戮异教徒。古来,在法国和西班牙这种例子最多。据说著名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u)大屠杀,八天之内就杀戮了五千无辜的人民。(详见拙著西洋情况第二篇法兰西历史)其残酷达到了极点。但是,进行屠戮的本人,本来都是虔诚信仰宗教的,在信仰这一点上,他们是俯仰无愧的,也就是所谓不欺暗室的善人。如此善人竟作出如此大坏事是什么道理呢?这不是私德不足,而是缺乏冷静的理智。如果把权柄授给愚人,任其所为,那么不论多大的坏事,都会做出来的,可以说是人间世界上最可怕的恶魔。此后各国文化逐渐提高,现在再也不会出现宗教迫害这样的事件了。不是古今的宗教有所不同,而是由于文明水平的高低所使然的。同是一个耶稣教,古时,为了这个宗教而杀人;而现在,却用这个宗教来救人,这是什么原故呢?除了从人的智愚去寻求原因之外,是别无办法的。所以,智慧不仅能增加道德的光辉,而且还能保护道德,消灭罪恶。不久以前,在我们日本的水户藩中,曾发生正党与奸党的问题,它的根源现在暂且不谈,总之,是由于争论忠义两字而分成两个党派。情况与宗教之争论并无二致,所谓正,所谓奸,并不在于字面的意义,不过是称己为正,称人为奸而已。两党都行忠义之事,如果单从个人的言行来观察,多是赤胆忠心之士。例如,当他们失败时,都能从容就死,毫无懦怯表现,就可以证明他们不是伪君子。然而在近代因意见纷歧而残杀无辜人民的,以水户藩为最多,这又是善人作恶的一个例子。
德川家康承乱离之后,栉风沐雨,历尽千辛万苦,奠定了三百年的太平基业,使天下安如泰山,直到今天,无人不称其丰功伟业。回想当足利末期,国内纷扰之际,织田、丰臣等虽然战功显赫,仍未能平定大局,如果没有家康力挽狂澜,不知几时才能太平!的确,家康不愧为开辟三百年太平的父母。然而,如果论其私人道德,却有不少令人不齿之处。例如他违背太阁的遗命,有意不守大阪;不仅不遵照遗嘱辅佐秀赖,反而养成其放荡昏庸;应铲除石田三成而不铲除,故意留下以为后日打倒大阪的媒介等,都说明他具有最大阴谋。从这一点来看,在家康的身上,似乎没有一点道德。然而,由于这种不德却奠定了三百年太平基业,拯救了全国人民免遭涂炭,这不是千古奇谈么?再如赖朝也好,信长也好,如果从其个人的行为来论,则有很多残忍、刻薄、伪诈和反复无常等罪恶的行为。但是,他们都能制止一时的纷乱,化干戈为玉帛,减少了人民的死亡,这是什么原故呢?这就证明恶人不见得不能作善事。总之,这些历史英雄在私德方面虽有缺点,但他们都是以聪明睿智的才能完成了大善事的人物。所以,不能单看一点瑕疵而评论全璧的价值。
总括以上所论,道德只是个人行为,其功能涉及的范围是狭窄的,而智慧则传播迅速,涉及的范围广泛。道德规范一开始,就已经固定下来,不能再有进步,但智慧的作用,却是日益进步永无止境的。道德,不能用有形的方法教诲人,能否有德,在于个人的努力。智慧,则与此相反,有各种试验方法可以识别人的智愚。道德有突然的变化,智慧则一经掌握就永不丧失。智德必须互相依赖才能发挥其功能,也就是说,善人也有作恶的,恶人也有行善的。道德的传授,虽然没有有形的方法,劝戒的范围也局限于亲族朋友之间,但其风化所及却非常广泛。有阅读万里以外出版的著述得到很大启发的,也有听到古人的言行,进行自修,因而改变了心术的,所谓闻伯夷之风而立就是如此。作为一个人,如果不蓄意害人,就可不修养自己的道德么?不为名,不为利,这原是人类应有的道德。为了防止自己产生恶念,应该象勇士之对敌作战,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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