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25章

养自己的道德么？不为名，不为利，这原是人类应有的道德。为了防止自己产生恶念，应该象勇士之对敌作战，象暴君之压制人民，努力克制，见善勇为应象守财奴之贪得无厌。这样，既能修养一身，又可教化一家，如果尚有余力，还可推己及人，引导众生进入道德之门，以扩大道德的领域。道德不仅是人类的天职，而且具有促进文明的巨大功能，所以世上的传教士劝善讲道，的确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仅以道德为幌子，企图笼络天下人心，甚至在德教之中别立门户，企图排斥异己独霸世界教权，并且还侵犯智慧的领域，把人类的神圣天职局限于德教一事，而且在德教中“只此一家并无分店”，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自由，把人们置于无为无智的境地，而扼杀真正的文明，这是我所最反对的。用被动的私德促进世界的文明，造福于世人，这只能是偶然的美事而已。譬如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筑房屋，偶然成为邻家的墙壁，对邻人虽然极其方便，但建筑房屋原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邻人，只能说是无意中给人家带来方便而已。修养私德，本来也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如果是为他人而修德，这就要成为道德家所讨厌的伪君子了。所以，道德的本分是在于修身，修身而有益于文明，只是偶然的美事。企图依靠偶然的事物来支配一世，可以说是极大的错误。人生在世，不能以独善其身为满足。试问，有德的君子，每日的衣食所需从哪里来呢？上帝的恩泽虽然宏大，但衣服不是山上生长的，食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况且世界文明不断进步，因而它的好处也不止于衣服饮食，还有蒸汽机电报以及政令商贾的好处等等，所有这一切没有一个不是智慧的惠赐。根据人权平等的道理，根本不应该有坐享其成。如果有德的君子可以象瓢瓠那样挂起来不吃饭，那就不在话下了。否则只要吃饭穿衣，只要还希望利用蒸汽机、电报以及政令商贾的好处，就应承担一定责任。即使物质享受已经满足，个人私德已经修好，也不应该苟安于现状。所谓满足，所谓修好，仅仅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而言，显然尚未达到登峰造极。人的精神发展是无止境的，造化的奥妙是有规律的。以无限的精神研究固定的道理，终于会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不分有形无形毫无遗漏地包罗在人的精神之内。如果到达这个境界，区区智德的界限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这正是“人天并立”的境界，天下后世终有一天会达到这种境界。
第七章　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讨论事物的得失利弊，必须考虑它的时间性（时代）和空间性（地点）。车辆适用于陆地，却不适用于海洋，适用于古代的东西，却不适用于今天。反之，今天认为最好的东西，却有许多不适用于古代。倘若离开了时间和空间，则任何事物可以说都是有用的，也可以说都是没有用的。因此，讨论事物的得失利弊，即等于分析事物所适应的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只要适应时间和空间，任何事物也就不完全存在得失的问题了。中古时代发明的长枪，虽然适用于古时的战斗，却不话用于明治年代。东京的人力车，适用于东京市，却不适用于伦敦和巴黎。战争固然是坏事，但对敌人却不能不战。杀人固然违反人道，但在作战的时候就不能不杀人。君主专制的暴政固然可鄙，但看到彼得大帝的业绩，就不能厚非。忠臣义士的行为固然值得赞扬，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无君主的美国是野蛮。这是时间不同和地点不同的缘故。总之，天地间没有贯穿一切事物的道理，只能是随着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观察。
观察时间和空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自古以来，历史上的失败者，都是弄错了时间和空间；所谓成大功立大业的，都是善于适应时间和空间的。那么，为什么观察时间和空间会有困难呢？这是因为空间上有很多类似之处，时间上有先后缓急之分。譬如，亲生子和养子相似，但如以对待亲生子的方法对待养子，结果会铸成大错；或因马和鹿相似，便用饲养马的方法饲养鹿，结果便会失去鹿。其他如把神宫误为寺院，把灯笼误为吊钟，或把骑兵用于沼地，把重炮牵引于山路，或误认东京为伦敦，而想把人力车用于伦敦等等，诸如此类的失误是不胜枚举的。其次就时间来论，中古时代的战争和现代战争虽然相似，但是却不能把中古时代被认为是优良武器的长枪应用于现代战争。所谓“时机已到”，往往是真正时机已经过去的时候。开饭的时间是指吃饭的时候，而煮饭的时间一定要在开饭的时间以前。往往饭尚未煮而感到饥饿，并喊时间已到，但是，这个时间只能是吃煮成的饭的时间，而不是煮饭的时间。又如贪睡到三竿才起，便认为起床的时刻是早晨，但真正的早晨是日出的时刻，这个时刻早已在睡眠之中过去了。因此，必须选择地点，不可错过时机。
前章曾提到智慧和道德的区别，论述了其功用的不同。本章将讨论智慧和道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开天辟地刚脱离野蛮未久的时代，人类的智力尚未发达，其情况恰如婴儿，内心存在的，只有恐惧和喜悦的感情。对于地震、雷霆、风雨、水火无一不感到恐惧。怕山、怕海、怕干旱，怕饥馑，凡是当时的人智所不能控制的事物，一概称作天灾，无一不感到恐惧。倘使这种天灾没有来临，或者来临而迅速地过去，这就称作天幸。比如，久旱之后逢甘雨，饥馑之后遇丰收，便感到无比的喜悦。天灾天幸的来去，对人民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所以一概归之于偶然，从来没有运用过人为的努力加以克服。既然不尽人力，一旦遇到祸福，就自然要把其原因推到人类范围以外。这就是鬼神思想所以产生的根据。因此，便把祸的根源称做恶神，把福的根源称做善神，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莫不有鬼神在主宰。日本人所说的，“八百万神”就是如此。向善神祈求赐福，向恶神祈求避祸，这种祈求能否如愿以偿，并非取决于人为的努力，而是决定于鬼神的力量。称这种力量为神力。请求这种神力的扶助叫作“祈”。这就是当时流行的祈祷。
人们感到恐惧或喜悦的事情，不仅是天灾和天幸，在人事上也是如此。因为当时不文明的社会，弱者受到强者的暴力欺压，也不可能据理力争，只有一味感到恐惧而已，这种情形，几乎和恐惧天灾没有两样。因此，弱者除依靠另一强者以抗御强暴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接受这种投靠的人叫作酋长。酋长由于具有膂力和兼有少许智德，便可以抗击其他强暴，保护弱小。保护得越好，威信也就越高，终于掌握了一种特权，或者可以把这种特权传给自己子孙。世界各国，在蒙昧之初，莫不如此。如日本在王政时代，天子执掌国家大权，中古时代源氏称霸于关东，就是例子。酋长虽然取得了权势，但是野蛮人反复无常，维持这个局面非常困难。既不能以高深的道理来晓谕，又不能用长远的利益来开导，为了统一方向和共同保持一个民族的体制，只有一个办法，即利用人们与生俱来的恐惧和喜悦的心理，指出当前的祸福灾幸。这就叫作君主的恩威。大约就是这样定出了一套“礼乐”之法来教化人民。“礼”就是以尊敬长上为主，使人民自然地知道君威的尊贵；“乐”就是在默默之中和谐愚民，使其自然产生景仰君德的感情。以礼乐征服人民的思想，以征伐制服人民的膂力，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之中各安其所，褒扬善者以满足人民的喜悦心情，惩罚恶者以警戒人民的恐惧心情，如此恩威并用，人民便似乎感觉不到痛苦了。然而，不论褒扬或惩罚，都是由君主决定的，所以人民遇到褒贬，也只是恐怖或喜悦，并不知道褒贬所由来。这种情形，恰如遭受自然的灾害，或遇到偶然的幸福一样，同是莫名其妙的，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出于偶然。这样，一国的君主既然成了祸福的主宰，人民也就自然把君主当做超人来景仰了。中国尊崇君主，把君主称为“天子”，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譬如，在古代历史里，往往有豁免农民田赋之举。然而，不论政府如何节约，总不能缺少帝王宫廷的衣食住的一切费用和若干公费，数年不征税，经费依然不缺，说明历年的横征暴敛，浮存甚多。人民当初缴纳重税，既不知为什么缴纳，现在突然数年不纳税，也不知道为什么豁免。在税重时，便认为是天灾而恐惧，在免税时?